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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杨曦丨中国行纪o旅行书写o汉文笔谈 ──兼论明治汉学者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摄取和创新_搜狐文化_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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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叶杨曦丨中国行纪o旅行书写o汉文笔谈 ──兼论明治汉学者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摄取和创新_搜狐文化_搜狐网

原标题:叶杨曦丨中国行纪o旅行书写o汉文笔谈 ──兼论明治汉学者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摄取和创新

中国历史上屡有异邦人士亲身踏访禹域,其中不乏有心之人将见闻感受付诸纸笔,撰文纪行。考虑到此类材料的政治意涵与文类属性,本文采用“中国行纪”的概念指称明治时代日本人结合亲身踏访禹域体验撰写的纪行文字。本文讨论之日本明治(1868-1912)在时段上与中国晚清大致相当。不到五十年里,两国都经历了翻天覆地但又截然相反的变动。也就是说,在日本不断进步、日趋兴盛的同时,中国却世风日下,走向衰颓。一百多年前日本汉学者的中国行纪从异域邻人的角度为今人理解与进入晚清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主要讨论明治三大汉文中国行纪,即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冈千仞《观光纪游》与山本宪《燕山楚水纪游》。上述三书都是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旅行书写,显示出日本汉文中国行纪逐渐走向尽头的趋势。一方面,它们不仅影响到许多同代及其后大正、昭和时期的中国行纪,而且行纪文体的亲历性与权威性也使其对于近代日本人中国认识的转变与形塑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三位作者都是受到过传统旧式教育的汉学者,通过写作传达出亲历中国后想象与现实的落差,又以文学家的笔调记录了晚清社会政治与士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与知识转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他们的行程规划与风物描摹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作品反映出的时代见解则在中国古人行纪文学中较为罕见,与清朝文士交流互动时的笔谈活动又是仅见于汉文化圈的特殊现象。植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从明治汉文中国行纪的角度讨论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摄取与创新。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行纪

1862年,德川幕府在长达约两百年的闭锁后首次派船航渡中国。1868年明治改元,新政府大力推行改革,以维新的姿态积极引入欧美先进制度,废藩置县,富国强兵。1871年,清政府与明治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正式建立近代意义上平等的外交关系,互设使馆,这是“日本开始脱离中华圈的第一步”。此后,一方面受政府鼓励,另一方面又属兴趣使然,游华日人的数量不断上升,他们创作的中国行纪亦迅速增多。

幕末以降直至整个明治时代,中国行纪的创作已经形成较为可观的规模。在此类文献的旅行者身份方面,对绝大多数明治中国行纪而言,撰写者就是旅行者本人,但也有例外情况,而讨论旅行者的身份对于分析其旅行目的更有意义。明治年间来华的日本人身份不一,旅行目的也是形形色色。他们中最多的是官员,然后是学者,其中汉学者占多数。次之,记者、留学生、军人、商人、僧侣亦不在少数。再次是教习和文艺家,后者包括诗人在内的作家与画家在内的艺术家等等。此外尚有藩士、汉医、武士与旅行家的中国行纪:前三者与部分属于“天保老人”的汉学者自幕府入明治的经历类似;与之相对,旅行家则是典型的“明治青年”。旅行者的身份与来华目的紧密相联政府派遣的官员大多肩负着国家层面的外交政治使命,这种国家使命色彩同样浓厚的还有军人,他们四处搜集情报,调查各地形势,其中一部分还乔装打扮,潜伏在不同角落。记者、留学生、商人、教习与部分学者则分别出自特定的新闻报道、求学承教、商业经济、教育培训与学术考察的目的而来华。僧侣既不同于此前西游求法巡礼的学问僧,也与自西徂东前来拯救灵魂、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有别,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和另一部分学者,尤其是汉学者,以及文艺家类似,都是为了印证想象、发现诗意与寻找理想而踏访禹域。与此同时,此类材料的异彩纷呈还体现在旅行者错综复杂的旅行路线上,他们北至满洲、南及台湾、东抵上海、西达西藏、亦曾深入中国腹地,一探江汉,得遂夙愿。如果将旅行者的足迹轮廓勾连起来,那么几乎可以拼贴出一幅完整的近代中国疆域图,这也反映出明治日本人心目中的晚清旅行图景。具体到文体形式方面,亚当斯(Percy G. Adams)将1900年以前的西方游记主要划分为“书信、日记与记叙文”三大形式,傅佛果认为这一分类亦大致适用于东亚的情形。不过,就笔者现所寓目的明治中国行纪而言,其写作体裁与文类形式还是以日记体纪行文为主,兼及其它文体的纪行文与纪行诗。少数作品本为信札,或者最初曾在新闻报刊上连载过,后因出版需要而汇辑成书。

在语言选择上,江户时代之前的中国行纪几乎皆以汉文谋篇,又因绝大多数采用了日记形式,故在日文中有“汉文体日记”的特定表达。根据笔者统计,明治前期使用汉文与日文书写的中国行纪大略各占一半。“一般看来,明治时代的主流是洋学的传入与汉学的衰微”。明治维新全盘西化,汉学与汉文的传统地位受到撼动,不仅由此前的绝对统治骤变为洋、和、汉的三足鼎立,而且还有不断边缘化的趋势。在“汉学被世人视为陈旧落伍不合潮流的学问”这一尴尬情形下,全部以汉文完成的著述不断减少,反观日文中国行纪则层出不穷。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汉文中国行纪在整个明治时代一直有迹可循,汉文写作传统虽屡遭冲击,但始终保持延续不断。具体而言,完全以汉文创作的,1870年代有僧侣小栗栖香顶之《北京纪游》与汉学者竹添进一郎之《栈山峡雨日记》等,1880年代有留学生井上陈政之《西行日记》与汉学者冈千仞之《观光纪游》,1890年代有汉学者山本宪之《燕山楚水纪游》与文艺家本田秀之《戊戌游草》等,1900年代有官员、汉学者冈本监辅之《清国游记》与股野琢之《苇杭游记》等,1910年代有商人永井久一郎之《观光私记》与《观光诗程》。以上所举显而易见,汉文中国行纪的作者并非都是汉学者,反言之,如果认为汉学者的中国行纪皆以汉文谋篇也有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语言选择的背后有作者自己的考虑和自身的文化心理,也与旅行者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有关。

虽然同处东亚,但若结合十九世纪中后期朝鲜人与越南人撰写的中国行纪来看以上四个方面,则具体情形多有相异。首先,因宗藩关系需要,两国定期或不定期向清朝派遣朝贡使臣,中国行纪反映的几乎全为使行经历,仅有极少数为随行平民文士,或遇险漂流民所撰,不同于明治旅行者身份与目的之多元。其次,朝鲜之旅行路线基本即为使行路线,大多集中于东北或华北,少数绕经华东,然并无更南之地的旅行记录;越南朝贡使臣又称北使,由南入北后,再自北返南,在华南与中南地区活动频繁。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人之旅行范围堪称朝、越两国人之总和。再次,日记体纪行文乃三国文士中国行纪最常采用之文体形式。最后,明治日本人与朝鲜、越南人在语言选择方面差别最大。后者之中国行纪以汉文体为主,谚文与喃文的比例较小,而日本人之中国行纪随时间推移选择和文在比例上逐渐占据压倒性优势。

明治汉学者的禹域旅行书写

竹添进一郎(1842-1917)、冈千仞(1833-1914)与山本宪(1852-1928)这三位汉学者的活跃时间大致相当。从教育背景看,他们都有家学渊源,自幼接触汉籍,曾在江户昌平黉(明治改名东京昌平坂学问所)或地方藩校学塾接受过系统的汉学教育,熟悉汉文,素膺儒术。因而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学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中国有着天然的亲缘感。能够亲身踏访禹域,接触中国风物是他们多年以来的夙愿。

在文体选择上,竹添、冈千仞与山本宪均采用汉文日记体纪行。他们在中国行纪中多次征引范成大《吴船录》与陆游《入蜀记》等中土文士的纪行作品。日记体行纪肇始于北宋欧阳修《于役志》,中兴于陆游《入蜀记》,而真正成形于范成大《吴船录》。范、陆两书是中国行纪文学的双璧,东传日本后风靡流行,被多次翻刻重印。光格天皇天明、宽政年间,柴邦彦(1783)、松元愚山(1793)先后为两书题序。明治时代,大槻东阳更是以汉文注释《入蜀记》,广其流布,这显示出两书在日本汉学者心目中的典范地位。及至今日,岩城秀夫、小川环树又分别将二书译成和文,《吴船录》与《入蜀记》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可见一斑。三位汉学者自然也是对范、陆之书烂熟于心,不仅在行纪中反复提及,引用申论,而且师范模仿,将前人旅行书写的相关技巧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这在行程规划与描摹风物方面最显成功。

竹添在1876年从燕京启程,深入中国腹地,再缘江而行,终抵上海,其溯流长江的游历路线恰与《入蜀记》、《吴船录》颇多重合之处。他在描写落日余晖下的盘豆镇时曾写到:“夕阳如盘,山影蘸水,远树明灭,墟落缕缕生烟,恍然身入画中矣”。此处字字含情,宛然画图,尤其“山影蘸水”一语,极似水墨画用笔之技法,尤其描摹夕阳西下之场景,笔端应多水少墨,融墨于前,蘸水于后,方能烘托如此情境。又其于瞿塘峡口、滟滪堆前尝谓:“今夏水不甚长,滟滪出江面二丈余,于水候为最好,然犹大涡汹涌,势甚急疾,舟人必随涡委曲而过。入峡,则两岸绝壁陡立,有石破天惊之势。其进水处,层层擘裂,如剖莲曩。”此段文字描摹生动,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以故川田刚有评:“此种笔墨,视范、陆二《记》无愧色”。

冈千仞以“水光如镜,万象倒影,芰荷丛生,鹭鹚群集,翛然有真趣”形容临平风光,又不时出现“月色如昼,水天空明”一类清新优美之辞。在其笔下,扶桑风光也别具特色,与中国不相上下。他在横滨登舰离港时“时方夕阳,帆墙林立,楼阁鳞次,富岳巍然于天半,特快人意”的摹写与航海返日途中“天阴暗淡,海光如镜,洲诸点缀,烟云模糊,为行画图中之感”的刻画皆景中含情,不落俗套,恰如其分地在表达其于启程之前内心抑制不住的企盼激动与归国时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静淡然。此外,游华前冈千仞最初的行程设计亦深受范、陆二书影响,原期“以一帆溯长江”,“泛洞庭,登黄鹤楼”,以遂平生夙愿,但后因战争影响而未能如愿以偿,引以为憾。

再结合《燕山楚水纪游》对范成大故里苏州当地风物的描写,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山本宪对中国古人的追步。如其探访苏州城外诸胜,至虎丘山顶,直见“高塔耸天”,“塔侧凝眸,胸襟洒然,村落田畻,参差如画”;又如与友人同游范氏晚年归隐的石湖,抵横塘后顿感“渠身太广,弥漫浩渺,粉壁映波,参差如画”,同时看到所架石桥上构筑民屋,立刻联想其范氏之《横塘》:“南浦春来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无论是虎丘塔侧的眺望,还是横塘桥边的凝视,山本都有“参差如画”的表述,不仅精省用字点染眼前胜景,令人读之如在目前,而且笔墨含情,并不张扬,感情与风物得到巧妙融合与交涉互动。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作者尝试对《吴船录》文笔之洗练简洁、文体之雅洁萧散和抒怀之富有节制以及《横塘》中江南春景之绚丽迷蒙踵事增华的努力。

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同时,明治汉学者们也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提出了不少经世之见,力图扭转世道人心,这是中国古代游记中较为罕见,又对晚清社会来说弥足珍贵。

《栈云峡雨日记》不仅对自然风景进行了描绘,还记录了晚清中国的社会现实与风土人情。尤其是作者在游华途中对于经世致用、世道人心的关注是此书异于以《天下郡国利病书》、《清经世文编》为代表的此前其他中国知识人士相关作品的独特性所在。竹添抵达正定府,看到滹沱河由于久旱,“河身尽露,所在扬尘”的场景,便似《水经注》般征诸地质,为其推源溯流。进而结合黄河经常泛滥的现实,“于是乎有感”,认为“为今之计,亦唯在开沟洫而已”,希冀恢复大禹治水之意的井田法。竹添上法三代,从上古圣贤之处寻求解决之道的设想广受众人推赏。既有“《水经注》文采虽美,亦无此着实之议论”(川田刚批)之类对其议论文辞的称许,复有“此段……即竹兄经世之略所存”(重野成斋批),“真正学问,真正经济”(中村正直批)等着眼于其经邦济世的肯定。称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跨燕赵之郊,为中原要冲,其土宜棉花”,由眼前地形联系到农业经济。另如,其于“渡淇水”之际讨论漕运沿革,又谈及现实中因为西方新事物的出现带来的转变:“今则有火轮船,驾驶大洋,于是东南征粮多从海运,民劳除而巨费去,此近时之一变也”,得到两国文士重野安绎、三岛毅、吴大廷与方德骥的交口称赞。

冈千仞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晚清社会,作为异邦在野文士,他在《观光纪游》中无所顾忌、大胆直言,痛斥中土失政弊俗,对各种问题直言不讳。它们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等各个层面,其中尤以烟毒、科举毒与贪毒组成的“三毒”为代表,在其笔下被反复强调。他反复指斥拘儒陋生蒙于外势,为了拯救心中衰落崩塌的中华文明,提出变风俗、废科举、建学舍、兴实学、综名实、究格致、讲富强的“药石之语”作为济世良方,是其长期关注西学的结果。虽然这些逆耳忠言不为清廷当局所采,民间文士亦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却对近现代中国文士的知识转型产生影响。

山本宪踏访禹域期间,通过实际游历,亲身感受现实中国,并以汉文将所见所感付诸纸笔,记录眼中甲午战后中国的孔教礼俗与失政时弊,提出改革见解。他认为甲午海战正是惊醒清人亲善日本的有利契机,两国宜真心相对,促成“唇齿辅车之势”。中国幅员辽阔,难免遭遇“外寇觊觎”,“改革制度,安能救之耶”?在列举他人所论清国改革法,包括迁都、改官制、改科举、改学制、改租税、通铁路、通电信、禁缠足,等等之后,山本的判断为:“此皆所宜改革者。然吾所谓改革者,有大于此者。譬诸疾笃,非寻常汤药所以能救,独有手术一法耳。”

也就是说,在其看来,以上措施都是“寻常汤药”,实属杯水车薪,对于病入膏肓的中国来说最多只能缓解表面症状,而日积月累的深层顽疾并非一朝一夕便可解决,唯独通过手术方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汉文笔谈与近代中日士人的交流互动

在中国古代,“笔谈”一词含义有二:一指称笔记类著述体裁中属于事后追忆的叙述文学,因“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得名,如宋人沈括之《梦溪笔谈》;二则亦有强调书面谈话者,侧重于通过“笔谈”形式实现的交流互动,本文所论便是这一层面的含义。

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具体而言,即近代及此前的数个世纪里,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国家共同构成了汉文化圈。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虽然种族各异,但“内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等,往往是根据某些基本原则而展开”。他们虽然口语表达不尽相同,却共享类似的书写体系。汉文在东亚汉文化圈诸国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发展上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汉文笔谈正是明治年间航渡来游、踏访禹域的汉学者们与清朝士人展开交流互动的重要手段。

无论是竹添,还是冈千仞,或是山本宪,虽然汉学修养颇高,阅读与撰写文言文都没有障碍,但并不擅长汉语的口语表达,因而无法与那些同样也不会日语的清朝士人进行正常的口语会话。尽管他们在游华途中绝大多数时间并无翻译陪伴,却能跨越地理阻隔、民族界限和口语差异等现实障碍,与晚清文士展开交流,依靠的便是汉文笔谈。对此,《观光纪游》卷首之《例言》曾有明确表述:“余不解中语,叙寻常寒暄,皆待毛颖子”。亦即,冈千仞由于不会汉语口语,即使是日常用语的表达,都是借助毛笔书写文字完成的。冈千仞甫抵上海时亦有一细节描写引人注意。第二天晚上他应杨守敬之邀,偕友人岸田吟香、平野文夫与侄子冈濯前往剧场观戏,并记录演出内容为“岳飞、包拯、商辂故事,及男女相悦杂戏”。不过,这些信息的获得并非来自其同胞岸田等人,而是由于冈千仞“不解华语”,故杨守敬“自旁笔示大要”,因而其能“稍了一斑”。据《观光纪游》所载,他们在的剧场规制不小,可“容千人”,舞台周围以“灿烂”之“煤灯”照明,“喧阗”之“鼓板”则充当了音响道具。作为舞台下的观众,冈千仞只能观看演员的场上搬演,没有类似字幕的舞台提示可供阅读,正是由于杨守敬当时借助纸笔传达的文字信息,他才能对演剧内容有所了解。

1877年,年轻的日本文士竹添在苏州如愿谒见闻名扶桑的清朝硕儒俞樾。当日,两人通过笔谈与赠诗进行交流。在笔谈中,俞樾最为关心日本国事,竹添告之以因受西风东渐影响,日邦“圣学洋学,混为一途”,国内“终不能复昔时之盛”,而其对西风的警惕与排斥让持有相同价值立场与文化姿态的俞樾产生了共鸣,以之为“彼国有志之士”。同时,俞樾还得知自己关心的《管子纂诂》作者安井衡正是竹添的先师。竹添当日亦撰诗相赠,俞樾旋即和诗酬答:

竹添:《呈俞(荫甫)太史》(主讲西湖诂经精舍,著述等身)

霁月风光满讲帷,熏陶自恨及门迟。汉唐以下无经学,许郑之间有友师。金印终输经国业,尘心不系钓鱼丝。玉堂若使神仙老,辜负湖山晴雨奇。

俞樾:《奉和井井词兄原韵即正》

东瀛仙客驻帷,游历都忘归计迟。万里云山俱入画,一门风雅自相师(闻携眷属同游)。青衫旧恨关时局,黄绢新词斗色丝。愧我迂疏章句士,感君欣赏我无奇。

竹添赠诗开头就表达了相见恨晚的遗憾,中间两联着眼于俞樾的治学兴趣,对其经学研究深表感佩,末句则是对俞樾青春永驻的祈愿,颇具丰神远韵。全篇格律谨严,用语节制精审,匠心独运,清人吴大廷称赞“整炼乃尔,卓然名作”。俞樾的和诗亦是精心写成,采用了奉和原韵的形式。按照韵脚不同,和诗可分为从韵、依韵与次韵三种形式。从韵即用原韵之字,而不必依其次序;依韵一作同韵,意为采用与原韵同一韵部之字,而不必固守原字;只有次韵,亦称步韵,才使用原韵原字,且次序必须全同。俞樾此作采用了要求最为严格的次韵形式,体现出对原诗作者的重视及关系的亲密。值得一提的是,诗中“一门风雅自相师”巧妙点出竹添此行的得意之处,偕同亦擅词章的妻子共游:“东国之人,来游西湖者亦多,然携妻孥,上狐山,吊梅妻鹤子者,止仆一人,颇足夸故乡诸友也。”1877年的苏杭之行见证了竹添与俞樾的首次接触,虽然两人日后无缘再次会面,但以此为契机,通过书信往还与题序赠诗等广义的汉文笔谈活动,他们的交流反而持续不断,友情亦跨越国家、地理的鸿沟日益加深。1904年夏,84岁高龄的俞樾为竹添新作《左氏会笺》作序,文末提到:“余长于君者二十有一岁,君自言扶杖乃能行,余则虽扶杖亦不能行。每日坐篮舆使二人舁至外斋小坐而已,衰颓如此,奚足序君之书?”俞樾的身体每况愈下,“衰颓如此”暗含自知不久于天命,时限将至之意。而竹添亦已年届六十。两人的境况与昔日吴门过从时相比产生了重要的变化。俞樾历道、咸、同、光四朝,其中既有金榜题名的喜悦,也有仕途不顺的失意,最后以一种功成名就的姿态执耳文坛。竹添则头顶“天保老人”的名号进入明治新朝,带着振兴日本的强烈愿望游走于东北亚地区,壮志未酬后转而退职隐居,埋头著述。尽管在18771904将近30年里,中日在国家层面不断发生诸如台湾事件、分岛改约、甲申政变、甲午海战之类的摩擦,而且竹添还曾在部分摩擦中扮演过关键角色,甚至亲任主角,但两人的友情却没有被时间冲淡,或受现实波及,反而历久弥新。而这其中,汉文笔谈活动对于双方关系的维系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冈千仞对于汉文笔谈这一形式的看法早在其来华前便表达过。1870年代末,时任东京府书籍馆干事的他与时居芝山的清朝首届驻日公使馆馆员及其它民间文士交往甚密,多次进行汉文笔谈。日人石川英汇辑了他偕彻定、义应二僧与上述在日中国士人的赠答诗篇,于18788月以《芝山一笑》为题付梓刊行。冈千仞为此书作跋曾总结自己与清朝文士的笔谈经验:

(余)不解华言,每过从,寻常寒暄,应酬晤语,悉出以笔,每至神会意领,怡然大笑。一日设酒款待,家人观其终坐不接一语,戏呼曰哑饮。语曰:哑者善笑。我二人对饮,不特默默如哑,其善笑亦殆哑者也。唯哑者善笑,而不能达其意也。我二人则代三寸舌,以三寸不律,上而姚姒浑浑无涯,下而元明纷纷无统。内而诺尊开基丰苇原,外而诺哑垂迹阿拉剌山。凡舌所欲言,出以笔墨,纵横自在,不穷其说则不止。其哑然嗒然,皆有所默契于心神之内,而发于言笑之表者。从所以异哑者之善笑也。

其(笔者注,指《芝山一笑》)名以一笑者,不特以其事足一粲,亦将有取默契于心神之内,而发于言笑之表者也欤?

上述议论的核心观点是笔谈与口语之关系。虽然口语不通,但借助笔谈,通过阅读汉字的视觉交流,冈千仞与清人的沟通毫无障碍。双方以笔“代三寸舌”,以墨出“舌所欲言”,彼此之意皆相契于心,上下古今,中外东西,无所不谈。凭借纸笔便可实现以视觉交流克服口语不通的听觉障碍,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纵横自在”,酣畅淋漓的状态。在旁观者看来,这种绝大多数时间默然无声,偶尔间杂有笑声的形式无异于哑者之间的交流。但只有亲身参与和经历的笔谈双方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这种“无声的交谈”实现了信息的有效流通,他们的笑声不是为了缓和尴尬而做出的表面应付,而是通晓彼此之意后的会心愉悦。

《燕山楚水纪游》中保留笔谈内容,且至少提及姓氏者有12人。此外,尚有未提及个人信息者数人,作者关于笔谈的态度在他们身上可以略窥一斑。一次是山本往游京郊,在青龙享用午饭之际:偶有一人,入予房笔谈。馆主曰:‘五品官也。’年可六十,为人粗野,笔谈亦不成文。”虽然“笔谈”一词两次出现,但可看出山本对这次交流并不满意:一方面,他是这次笔谈活动的被动接受方;另一方面,此五品官由人品意义上的“粗野”被联系到书面表达上的“不成文”。可以看出,交流对象进行笔谈时能否“成文”是山本宪最关心的层面。有时遇到“不知字”者,笔谈更是无法进行。如当日上午在碧云寺,山本宪就错过了交流机会:“方丈入京不在,雏僧皆不知字”。又如山本宪抵达汉阳,行至禹庙时,称其“旧在山下,移置山上。道士守此,不知字,不能自辨其为道为佛也”。这些例证都是由于山本希望主动交谈的对象不通晓汉字而造成笔谈活动失去基础,无法进行,山本想要进一步了解寺庙情况的愿望自然受阻。另一次是一天夜里,有人来山本休憩的九江春和客栈“通刺笔话”:“颇为诡激之言,每一话毕,把纸灯火烧之,且请为他人秘之,谈移刻而去”。两人笔谈的场所应是山本的客室,别无他人在场,客观上创造出保密性与私密性都极强的密闭的私人空间,这种“密室私语”也为笔谈双方带来畅所欲言、大胆直陈的勇气。类似的场景在《观光纪游》中亦曾出现。1884921在上海士子张焕纶家中,冈千仞请求前者“姑退左右,使……终其说”,并取得对方应允。冈氏询问李鸿章如何应对法寇,张氏将对李氏的不满和盘托出,也促成两人笔谈内容不断深化丰富,所涉敏感话题,至今读来依旧令人心潮澎湃。1890年代,清河人王锡祺编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其中第5帙收录《观光纪游》时将整段笔谈全部删去的做法不仅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此内容的敏感性,也在在体现出这种空间的私密性质。但另一方面,即便如此,张氏并未要求冈氏立刻烧掉笔谈纸本,后者甚至很可能最大限度保留原貌写入书中。《燕山楚水纪游》所载当场销毁笔谈原件的做法在笔者已经阅读过的明治中国行纪里很罕见,而在朝鲜燕行使节与满清官员笔谈时则偶有所见。从后来成书的《燕山楚水纪游》的记录可以看到,作者忠实地遵守了诺言,没有提及任何笔谈实质内容,但又能保留“诡激之言”与“每一话毕”这些生动的细节,处理得较为妥贴。此外,山本出于保密与诚信而隐去笔谈对象的姓名,而原本他应该是知道的——对方向其出示过名刺。

明治年间来华的汉学者们航渡来游、踏访禹域,在旅行中实现了跨文化交流。一方面,他们对眼前的中国感到熟悉而陌生,延续中国古代行纪的写作策略与范式,描绘实际观察与体验到的中土风物,同时又带入自己异域旅行者的眼光和思考,发表独到感知见解与建议批评,从而给自己的作品加上了时代的厚重之感。另一方面,他们虽“不解华语”,亦无“舌人”相助,却能跨越地理阻隔、民族界限和口语差异等现实障碍,接触到众多形形色色的晚清士人,通过汉文笔谈展开频繁互动与深入交流。在前近代时期,中日同属“汉文化圈”,两国士人使用相似的汉字书写体系与汉文表达方式,借助以笔代舌的笔谈方式实现书面往来成为可能。明治汉学者创作的汉文中国行纪保留了大量近代中日文士间的笔谈资料,其中不仅体现出双方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所具有的汉学修养与文学趣味接近,而且称扬笔谈超越翻译的优越性,因而可以说“译者隐退”的现象在笔谈活动中确实存在。总而言之,明治汉学者们游历中的旅行书写与交往时的汉文笔谈,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更可视为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摄取与创新。18793月,冈千仞在与黄遵宪笔谈时有过一段议论,认为汉字在东亚地区发挥的作用超过拉丁文对西洋社会的影响,颇能说明问题,故而援以作结:

洋人之学出于罗马,所谓罗甸语者,英法日俄皆活用此语为各国言语学术。东洋各国,如朝鲜安南及陋邦,皆用汉字以为国体风俗,犹洋人活用罗甸语。然则汉学东洋各国之学,汉学以外,岂有国学者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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